一首民歌中唱响的时代精神——评《寻找雷锋的蕉萍》

和谷的纪实文学《寻找雷锋的蕉萍》通过讲述蕉萍（姚筱舟）个人命运的起起落落，勾勒出其诗歌《唱支山歌给党听》的诞生与歌曲传唱的方方面面。该书共分10章，从对“一支山歌”的词作者寻找开始写起，揭示了姚筱舟笔名蕉萍的来龙去脉和个人遭遇，“雷锋与蕉萍”章节中指明了两者的关联之处，“蕉萍与践耳”章节记叙了由词到曲的经过，“才旦卓玛与任桂珍”章节讲述了歌曲传唱的过程。姚筱舟的人生最终迎来了鲜花，感叹着人生无悔，直到他因病去世而回归泥土。

这本书的可贵之处在于以一首民歌的诞生与传唱为线索，以对宏观历史下具体的一个人——姚筱舟命运的关照，揭示出时代的万千气象，追忆我们党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时代主旋律。这个普通的煤矿工人的遭遇不仅演绎出一个家族的悲欢离合，而且演绎着新中国和旧中国新旧交替时期的历史往事。他曾在朝鲜战场浴血厮杀，因为家庭出身而郁郁不得志。而且因为他在铜川焦坪矿难中负有间接责任，被处分撤去了干部身份，直接下井挖煤。在以后的各种运动中遭受批斗，他身心受到了重创。尽管命运多舛，但他对新中国的成立依然充满了欢喜，为人民翻身做主人而欢颂。他在最痛苦的历程中留下了最值得记忆的部分，写出了《唱支山歌给党听》一诗。入党是他多年的夙愿。他1951年在朝鲜战场时候就写下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在坚守了50年之后，最终实现了成为共产党员的梦想，表现出对崇高理想与信仰的追求。

同时，寻找蕉萍的过程跌宕起伏，引出了雷锋、朱践耳、才旦卓玛和任桂珍的故事。他们与姚筱舟的人生故事交织在一起，见证了一段多人接力的歌曲传唱的历程，传承着一种历久弥新的信仰之力，诉说着新中国成立以来民众共同的心声和情感寄托，传唱出一部民众的心灵史。雷锋是一位“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人，偶然读到这首诗歌，感觉这首诗正是自己内心的情感表达，于是把它抄在日记里。他因公殉职后，《雷锋日记》让这首诗闻名天下。音乐家朱践耳怀着对雷锋的崇敬之情，对这首诗进行了谱曲，标题是《雷锋的歌———摘自〈雷锋日记〉》，后来经过调查才知道是姚筱舟的诗歌。朱践耳本人经历了战争年代的洗礼，在党的关怀下，从一名文艺青年成长为新中国的音乐家。因此，他在曲中倾注着对党的感恩之情。这首歌最初由歌唱家任桂珍演唱，她经历过枪林弹雨，在朝鲜战场的坑道里为士兵歌唱。其歌声中饱含着对党的真挚感情。正在上海学习音乐的才旦卓玛听到了这首歌后内心激动不已，觉得这首歌是为她这个藏族翻身农奴而写。她饱含深情地演唱了这首歌，引发了广大人民的强烈共鸣。正是这个原因，对一首经典民歌的历史追溯就具有史料的研究价值，超出了文学范畴，具有了社会的意义。

而且，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唱支山歌给党听》凝聚着时代背景下陕西文艺的创作历程。新中国成立以来，创作者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影响颇深，文艺秉持着要为工农兵服务的价值导向，烙着人民性、大众化的显著特征，书写了广大民众为新中国成立和建设而欢欣鼓舞的时代精神。1958年，党中央倡导要重视民歌，姚筱舟的《唱支山歌给党听》刊发在当年《陕西文艺》杂志的《总路线诗传单》专栏，一同刊发的还有农民诗人王老九的诗歌。《延河》杂志也邀请了西安的诗人、专家教授、民歌爱好者和报刊编辑等围绕新民歌进行座谈。之后，姚筱舟的这首诗被收录进《陕西新民歌三百首》，得以广为人知。王老九及姚筱舟等民间诗人自觉响应了当时“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号召，以人民喜闻乐见的方式写作，形成了当时的文艺潮流。

姚筱舟所写的这首诗之所以能在千千万万首诗中脱颖而出，主要是因为其亲身体验有感而发，诗歌里面蕴含着生动的形象，饱含着真挚的感情，才能引起一个时代的共鸣。“姚筱舟”们参与的新民歌写作运动，主体上以歌颂为主，多表现为忆苦思甜和抒发豪情壮志。弘扬了革命文化，体现出鲜明的意识形态性，从中可以看到政治与文艺之间的关系。

由此可见，《寻找雷锋的蕉萍》直接跳出了就事论事的窠臼，高屋建瓴，透过现象去抓住时代的万千气象，让作品超越了文学创作的范畴，具有视野宏阔、题材重大、时代气息浓郁的整体审美特征，以及深远的社会性意义。（韩红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