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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秧歌

2019-02-11 10:35 来源:延安日报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陕北还很贫穷、很荒凉。

到了冬天,树叶落光了,庄稼收割完了,粮食、蔬菜收藏停当了。山上川里,沟沟峁峁,梁梁洼洼,大地坦露出了它本来的胸怀和颜色,目光所及之处,裸露的黄土地似一张硕大无比的古琴,一望无际,曲折蜿蜒,高低起伏;大大小小的树木像天然的兵器库,铜枝铁干般的枝枝杈杈插满了钩戟长铩,严阵以待,威严肃穆。所有的河流早已冰封,垂挂的是卷珠帘,是擎天柱;平缓的是溜冰场,是竞技处。

贫瘠和荒凉不只产生眼泪和悲伤,热情与希望就在这里倔强地潜滋暗长。

时序进入腊月,村里的小学放假了,“咚咚嚓嚓”,锣鼓家什就在学校里响起来了,秧歌闹起来了。这一响,一闹,就是一个半月,正月十五或上县城汇演,或到村里每家每户转院,之后小学就要开学了,土地就要解冻了,社员们要到地里干活了,锣鼓家什收拾起来了,这一年的秧歌就算闹完了。到了腊月,咚咚的锣鼓再次响起,为期一个半月的闹秧歌又开始上演。

我的童年时光就是在这样的氛围里度过的。

我们赤土沟村的秧歌是出了名的好,城郊的村子,只有石太寺、师家园则村敢与我们村媲美。

我们村和石太寺、师家园则村一样,离城近,又是蔬菜队,较富裕,村子又大,人多,秧歌闹起来,人才多,有气势,且吸引了不少县上的领导和他们的子女到村里住队、插队,当然也有各行各业的能人。这些人吃住在村里,村里热闹了不少,当然,这些方方面面的能人在村里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在排演秧歌中更是把他们的才华发挥得淋漓尽致。

我们村的惠书记是个能人,很有水平,热爱文艺,村里闹秧歌他就是热心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把他的三个女儿送进了秧歌队,在冬天刺骨的寒风里排练、转院、表演、歌唱。他是伞头,唱得有板有眼,有韵有辙,有滋有味。

有热爱文艺的领导,有才华横溢的导演,有众多的演员,好戏就要上演了。

先说大秧歌吧。

男女排成两列,如长龙,如金蛇,在校园里排开,首尾相接。男的道具是花伞,女的道具是彩绸扇子,花伞在手中转着,在头顶开成朵朵美丽的、旋转流动的花;彩扇在手中舞着,红色的、粉色的、绿色的,舞成了欢乐的海洋。在住队女干部、科技员陈导演和住队干部白导演的指挥下,不断变换着队列队形、动作造型,男女两行,一会是圆圈,一会是四列,一会是八列,一会是套场子,一会摆个五角星……踏着时代的节拍,紧贴时代的脉搏,千变万化,好看极了。特别是陈导演,不算低的个子,穿一件长大衣,口里吹着哨子,两只手在胸前、在头顶做着各种动作,一边指挥秧歌队,一边指挥锣鼓家什,利索、潇洒、帅气,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她吃苦耐劳,平时和村里社员一块到地里劳动;晚上,组织夜校,给村里年轻人上课,讲农技知识。她热情,真诚,聪明,能干,给村里带来的是火,是激情,温暖人心,照亮生命。村里人都喜欢她,敬重她,特别是听她讲课的年轻人,更是整天围着她,把她当导师,当亲人。

我们村闹秧歌的那些年,我年纪小,没赶上混场子,但耳濡目染也学会了不少,扇扇子、套场子……到现在,我听见锣鼓、唢呐响,上场不怯场,走两步,绝对有模有样。

再说节目。

有热爱文艺的住队干部做导演,还有一个原县文工团的住队干部组织领导着乐器队;有我们村的一些文化人和文艺骨干,我们村的节目像模像样,与众不同。我的文艺启蒙、爱好和那点能耐,源头就可以追溯到这里。

我们村大节目、小节目都排演。我还能记得的有:一男一女二人表演的《小放牛》,独唱《翻身道情》,表演唱《看见你们格外亲》《小八路见到了毛主席》《兄妹开荒》《夫妻识字》《老两口学毛选》,快板,三句半,二人场子,四人场子,八人场子,扳水船,踩高跷,甚至把村里的好人好事、先进人物也编进节目里去,演高兴,看高兴了,把村里的老年人也拉上台,手拿长刷子,唱陕北道情。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节目是《惠家塬上红旗飘》,把离县城四十里的惠家塬村的村书记惠思齐的先进事迹编进剧里,四男四女,还有两个小孩表演,有故事,情节曲折,“惠家塬上红旗飘,红旗飘了四十里”“哎老贫农,人老心不老,要让那五洲四海红旗飘”,歌词抒情优美,曲调悠扬,改天换地,唱得是一个时代英雄的豪情壮志。

最优秀的演员非我二叔莫属,演什么像什么,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演老汉,像极了。平时,他给人的感觉是吊儿郎当,做事不上心。可排演起节目来,一点都不含糊。他扮演老书记惠思齐,一抬手,一投足,一招一式,韵味十足,大家都说文工团不招他,可惜了。

赵本山火起来的时候,我读赵本山的经历,就隐隐地想起二叔,觉得他们仿佛有点像。但二叔没有火,一辈子就在村里,在能干的二婶领导下种地、干活,做点小生意,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只是不知道,他茶余饭后,有没有想起过那些年舞台上的风采。

还让我惊讶不已的是:我们村有几个姑娘,家里孩子多,没有上过一天学,也在秧歌队中,节目中那长长的台词,她们背得滚瓜烂熟,表演得自然娴熟。那时,我觉得她们太聪明,太了不起了,钟灵毓秀,造物主给了她们一双灵巧的手,能下地劳动,能做漂亮的针线活,一字不识,竟然能把那么多的台词记下来,假如她们再读几天书,不都是奇才嘛。

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村的导演太高明了,硬生生把一些毫不稀奇的石头短时间就打磨成璞玉,打磨成晶莹剔透的宝石,在贫瘠荒凉的陕北农村盛开成一朵一朵的奇葩,璀璨夺目,芳香四溢。

那时候,我们小孩出门走亲戚,孩子们交流的最多的话题就是自己村里的秧歌,你村有什么好节目,他村又有什么新节目,我外婆的村子,把《红灯记》整剧搬上了舞台,一个姑舅村里演了《沙家浜》选段,另一个姑舅村里是《智取威虎山》选段,还有一个亲戚村里排的是《白毛女》。有一年,一个延川县的姑舅村里排演的是歌唱当时在延川县关庄插队的北京知青、赤脚医生孙立哲的先进事迹:一唱孙立哲啊,赤脚好医生,天天出诊在山村,土窑洞里治大病。……后来,我才知道,那首歌名叫《延川十唱》。

现在想起来,那真是一个沸腾的时代,物质生活贫乏,精神世界却是那么丰盈,改天换地,豪情满怀,壮志凌云,人们积极向上,充满理想,似乎美好的明天就在前面招手。

又是腊月,我离开陕北已20多年了,再没有看过村里的秧歌,再没有感受过人山人海看秧歌的盛况,再没有听过那些农民伞头诗人的演唱。

关中的年,静悄悄地过,和平日没有两样。(王淑玲)

责任编辑:郑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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