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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红色延安故事】曾志:我属于党

2019-01-10 10:50 来源:延安日报

著名作家柯岩1999年为《曾志回忆实录》一书撰写的代序中这样写道,人的一生,都在路上。在这漫漫的人生路上,无论是辉煌的,抑或是黯淡的,你都将遇到千千万万的人:有的长期交往,有的擦肩而过;有的令你赞叹,有的令你惶惑;有的令你鄙夷,有的令你无可奈何。当然,其中也有许多或此事让你钦佩,或彼举令你心折的人;但是能让你刻骨铭心、终生仰慕,每一念及则令你肃然起敬如涤心肺者,滚滚红尘中,也就屈指可数了。曾志无疑就是这样的人。

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1996年12月27日,在“庆祝曾志入党七十周年”会上,曾志老人接过话筒,向大家深鞠一躬:“我实在惭愧,我为党做得太少,只是一个普通的党员,我没当过模范,没当过先进工作者,没得过一枚勋章,这说明我实在普通。相反,我受过许多处分,甚至撤销职务隔离审查,那我也决不怪组织,因为跟随党是我自己的选择。走过七十年,我凭的是信仰、信心和坚强、从不动摇。我讲得语无伦次,对不起大家,但讲的都是心里话。”朴实的话语,充分显示出一个共产主义者坚定的革命信仰。

在《百战归来认此身》一书里,曾志老人这样回忆她的“历史问题”:在延安审干运动中,曾志因在白区、敌占区和国统区从事过地下工作,成了审干的重点对象。支部把审查曾志的结论交给她看。结果认定曾志离开闽东苏区是逃跑行为,与任铁锋的关系、荆当远(即荆门、当阳、远安)的工作以及平林店被扣等,都有特务嫌疑,最后结论是把曾志的问题挂起来。曾志早就料到不会有好结论,但给她戴一顶“特务嫌疑”的帽子却是始料未及的。于是她便根据这份结论的内容,写了一份很长的报告,一项一项地进行辩解反驳。还去找了党校一部主任,向他解释,但他不表态。她又去找教务主任,他说:是啊,这些问题是跳到黄河也说不清了。曾志请他说几句公道话,他很客气,可也不肯表态。碰了这些钉子,曾志便不再找人了,挂起来就挂起来吧!她不断勉励自己:革命是自觉的事,决不能因这个审干结论而消极、悲观,还要用事实来证明自己的无辜和清白。她说:“我是革命战争中的一个幸存者,我只有更加积极努力,自觉为党工作,才能不愧对那些先我而去的同志,才能不愧对自己的历史。”一年多的审查批斗中,曾志没说过一句违心的话,没流过一滴泪。她唯一的武器就是“实事求是,知之说知之,不知说不知”,她认为这是她能做的对党的最大忠诚。

第二次审查是在延安整风后期的所谓“抢救运动”。经过一年四个月的监禁审查,还是把闽东这一段历史挂了起来。党的七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审查结论还写着:“曾志同志在闽东以前和闽东以后,工作一贯积极,表现是好的。但是离开闽东是一种政治动摇行为。”由于这个结论,华中代表团选举七大候补代表时,赞成票刚刚超过2/3,差一点落选。几乎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她都是背着这个政治包袱工作的。她想,现在是战争环境,加上交通和通讯条件的限制,所以我不便要求组织对这一段历史进行详细调查。“想想无数倒在血泊中的先烈,想想党和军队的宏图大业,我一人的委屈和不平又何足挂齿?!”

新中国成立后,曾志把离开闽东的经过以及她的全部经历,向中共广州市委和广东省委写了一份详细报告,每一段经历都写了证明人,请求党组织进行审查。省、市委组织部为此进行了长达两年的调查与审查,1956年中共广东省委作出正式结论:“曾志同志1935年春离开闽东与党失去联系,主要是因病到白区治疗,同时又正值敌人大举向闽东苏区进攻,交通断绝的战争环境所致,并非动摇逃跑。曾志同志离开闽东后并未消极,病好后仍继续寻找党组织,进行革命工作……1936年经北方局正式批准恢复了党的关系……曾志同志历史清楚,政治上无问题。”对此结论,1957年1月21日,中央组织部批复:同意。时隔14年之久,她的历史问题才真正弄清楚了。她充分理解信任组织,也从未有一刻因为委屈而懈怠了自己的工作。她晚年对儿女坦露心迹,“只要为了党的利益和需要,我可以舍弃一切,包括生命。因为我不仅是一个女人,更是一名战士”“我对我选择的信仰至死不渝,我对我走过的路无怨无悔”。

真实的共产主义者

曾志老人是勇于讲真话、勇于解剖自己的人。她到延安后参加了马列学院的学习。她在书中直言,她16岁从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到如今再一次迈进校门,其间相隔了十多年,她已经不习惯坐下来读书了,主要是脑子静不下来,也动不起来,一捧起书本,没看两页不是想睡觉就是思想开小差。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样学比行军打仗还艰难。尽管如此,她却很努力。书读了一遍,获得些印象,两遍学到些皮毛。反复读,反复揣摩,反复思考,做摘录,写笔记,慢慢就有了心得体会,有了收获补益。曾志说:“三个月后,这一情况才有改变。读书也读出些兴趣了,静得下心坐得住,自然也不打瞌睡了。”这才是一位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她能看到自身的问题,不回避、不遮掩、不放弃,最终取得了令自己满意的效果。

曾志的无私无畏和敢讲敢说,从她和毛泽东的深厚友谊中可以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

曾志与毛泽东的交往是从井冈山开始的。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朱毛会合”后,曾志随第七师直属队上了井冈山。1928年8月中旬的一天,曾志和丈夫蔡协民在休息时,突然听到门外有个洪亮的声音在喊蔡协民,原来是毛泽东。这是曾志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她当时就感到他是个热情风趣、平易近人的人。在井冈山艰苦的岁月里,同志之间的关系是比较亲密的,曾志和毛泽东、贺子珍此后建立了比较深厚的友谊。性情直率的她不仅敢和毛泽东顶撞,还曾两次对毛泽东是否搞特殊化进行过突然“袭击”。那时,红军战士们吃得最好的就是红米饭和南瓜汤,有时甚至要饿肚子。有的战士就说,咱们吃得这么差,毛泽东吃的肯定和咱们不一样,会有肉吃的。曾志听后将信将疑。为了弄清真实情况,她先后两次在吃饭的时候突然闯进毛泽东的家,掀开他家的锅盖看做的是什么饭。结果,两次看到的都和战士吃的一样,她这才相信毛泽东真的没有搞特殊,始终和红军战士们同甘共苦。

不久,曾志离开井冈山到福建工作,与毛泽东等分别很多年,直到到了延安才见面。1938年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曾志名义上是荆门合作饭店女老板,实际上是荆当远中心县委书记。第二年,国民党下达了“限制令”,又搞起“排斥异党”的老一套。曾志目标太大,无法留在荆当远地区,组织上送她去延安学习。经过三个多月的辗转跋涉,1939年深秋抵达延安。曾志一到延安,就给毛泽东写信,要求见面。两天之后,毛泽东就回信了:“曾志同志,接到你的来信,实是高兴,你明天就来我这里,我让中组部派人接你来,见面再长谈。”第二天一见面,毛泽东握住曾志的手,高兴地说:“你来了,很好,很好!这几年上海那边有人来延安,我都注意打听你。潘汉年来时我也向他问起你和蔡协民,这几年你们在哪里?”毛泽东这样的细致关心,使曾志很感动。面对兄长般的领袖,曾志将几年来的郁闷委屈一股脑儿地倒了出来,毛泽东则认真倾听着。最后曾志向毛泽东说:“这次来延安准备进马列学院学习,因为长期在白区工作,没有条件系统学习过。”曾志的要求得到毛泽东的赞同,对她说:“很好,你有了实际工作经验,再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之后,就可以把经验好好总结起来,自己才可能有真正的提高。”

延安整风运动中对曾志的审查,正是由于毛泽东的纠正以及朱德、陈毅等了解和熟悉曾志的同志纷纷站出来为她说话,最终才使她通过审查,并被补选为党的七大候补代表。1944年12月,在王家坪举办的毛泽东的生日舞会上,曾志见到了毛泽东。看到曾志,毛泽东很高兴,还邀她跳舞,并表示理解她的心情。由于曾志与毛泽东之间从井冈山建立起来的革命友谊,后来毛泽东自己的一些事都托付给曾志。

无畏的共产主义者

党的七大开幕前,中央决定派一批干部到敌后去加强武装斗争,曾志得知消息后,决定和陶铸一起到敌后去。但当时中央规定一律不调女同志,不准带家属。于是,曾志找到毛泽东,提出要求:“不可能一律不去,个别情况个别对待,我做过那么长时间的地下工作,怎么就不能去敌后呢?你们不要看不起女同志!”因为她的坚持,毛泽东最后宽厚地笑着说:“好!好!我支持你去!”最后,中央特批曾志随陶铸南下沦陷区打游击。1945年6月12日,参加完党的七大的曾志随大部队出发了。1945年,陶斯亮刚4岁,革命斗争的高潮又来临了,根据党的需要,陶铸和曾志同志将被派往东北沦陷区组织敌后游击斗争。临行时,曾志依依不舍地把陶斯亮留在延安保育院,交给了一位经过长征考验的战士杨顺卿照看。母女俩分别时,曾志十分郑重地对杨顺卿说:“我们把这个孩子托付给你了,如果我们回不来,这个孩子就是你的。”她和陶铸在向毛主席辞行时明确表示:“为了革命,决不考虑个人得失,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一切。”当时毛主席充满激情地赞叹道:“这才是陶铸和曾志!”在艰苦岁月里,每当革命和家庭生活发生矛盾时,曾志总是这样:“开怀天下事,不言身与家。”

曾志参加革命70多年,一生经历过苏区、游击区、白区、国统区、解放区等各种复杂环境,从事过武装游击斗争、地下斗争、统战工作、抗日工作等,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她说:“我之所以幸存下来,不是‘福大’‘命大’,而是靠马克思主义真理和毛泽东思想的教导,靠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仰,靠刚强的意志和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以及紧密依靠人民群众。”

曾志在临终前,就自己那80个装工资的信封袋再三嘱咐家人:“一定不要扔掉,因为它们可以证明这些都是我的辛苦钱,每一笔都是清白的。”曾志在癌症疼痛中,仍口述了另一份遗嘱,说“共产党员不应该有遗产”。对自己多年来积蓄的几万元现金和存款也作了决定:“我的子女们不得分我的这些钱。”“要将钱给贫困地区建希望小学。”她把个人存款6万多元全部捐给“希望工程”和建立机关老干部活动基金。看着那些发黄的工资袋,亲人们热泪盈眶。

这位为党为人民付出了70余年的心血,最高担任了中组部副部长的革命者,从来没有以老资格作为资本向组织争过地位和享受。特别是在党组织对她有过误解、受了不公正待遇,她仍不灰心,对崇高理想不失信心。她住的是几间小房,穿的是朴素衣着,用的是简陋家具,吃的是平淡饮食,居陋巷不改其乐,因为她追求的是共产主义理想。她的女儿陶斯亮说过这样一段话:如今,我们不可能有他们当时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但是我不希望“80后”“90后”的人们,对这些历史和历史里的人,像对待一页旧书翻过去,不屑一顾,而是希望他们会理解、崇敬、佩服前辈。(选自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红色延安的故事》)

责任编辑:许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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