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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红色延安故事】毛泽东:“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

2018-12-06 14:33 来源:延安日报

1938年5月5日,即马克思诞辰120周年纪念日,在延安成立了马克思列宁学院。校址设在延安城北的兰家坪,土石山上的一排窑洞就是校舍,同杨家岭隔延河相望,党中央负责人之一的张闻天兼任院长。延安马列学院是以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为重点的干部学校。学院经常邀请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博古、王若飞、林伯渠、徐特立等中央领导人以及各根据地回延安的领导人作报告或讲课,阐述重大理论问题或政策问题,介绍工作情况和经验。毛泽东先后讲过《战争和战略问题》《反对投降活动》和《新民主主义论》等。他去时很简单,没有人陪同,也不要迎接。毛泽东讲课像摆龙门阵,语言幽默,常常使人忍俊不禁。他讲《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便是站在一张桌前,不用讲稿,给学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马列学院的学员都喜欢听毛泽东讲课。

1940年初秋的一个上午,毛泽东又一次应邀为马列学院作形势报告。据时任马列学院校务处处长的韩世福回忆,当天早餐前,负责学院日常工作的党总支部书记张启龙、副院长范文澜,把校务处处长韩世福、教务处处长邓力群、教育干事安平生、宣传干事马洪四位同志叫去,叮嘱他们说:“你们提前吃饭,今天请毛主席来学院作报告,由你们接送。饭后你们就赶紧到杨家岭接毛主席。”

当年的延安条件异常艰苦,马列学院虽然是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最高学府,但教学设备极其简陋。韩世福、邓力群、安平生、马洪四人觉得为难,不知该怎么个接法。老百姓接亲,无车无马无轿子还可以把毛驴打扮一下,我们总不能赶着骡马去接毛主席来作报告呀!张启龙看到他们为难,就跟他们说:“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知道我们的情况,不要紧,去吧。主席很忙,作报告不是什么紧急事,不知能不能排上主席的议事日程。你们早点去,如有变化,我们好另行安排课程。无车无马就陪主席走走吧。”听张启龙这么一讲,他们四位同志就一起急急忙忙向杨家岭赶去。

兰家坪到杨家岭,有一条蜿蜒曲折的小道,大约不到两公里路程,中间还隔着延水河。当韩世福、邓力群、安平生、马洪四人走了约一半路,刚到延河边跨上木板搭的便桥桥头,毛泽东就与他们相遇了。他们一看是毛主席,个个都愣住了。没有等他们开口问好,毛泽东就开口问他们四人:“你们四个风风火火的,要干么子去呀?”邓力群答道:“学院领导派我们来接主席。”毛泽东笑了笑,幽默地说:“接我?嗯,我晓得的,是怕我忘了今天有报告会吧。你们放心好了,学院给我的任务,那是忘不了的。”邓力群解释说:“是要我们来接主席的,我们来晚了,很不像话。”毛泽东扬起手摇了摇,说:“这样做有点不好,一个人作报告要四个人接,要不得!要不得!”说到这里,毛泽东环顾了一下四周,很认真地说:“哦,四个人,轿子呢?你们不是抬轿子来接我呀?下回呀,跟你们领导说,再加四个人,来个八抬大轿,又体面,又威风。要是还有人,再来几个鸣锣开道的,派几个摇旗呐喊的,你们说好不好?”韩世福、邓力群、安平生、马洪四人都笑了,但谁也没有回话。毛泽东看看他们也笑了,一个劲儿地摇手,并说:“那才不像话嘛,对不对?皇帝出朝,要乘龙车驾凤辇;官僚出阁,要坐八抬大轿,前簇后拥,浩浩荡荡,摆威风。我们是共产党人,是讲革命的,要革皇帝、官僚的命,把旧世界打他个落花流水。我们既要革命,既要和旧的制度决裂,就万万不能沾染官僚习气。从杨家岭到马列学院,十里八里路,二万五千里长征都走过来了,这几步路算不了什么。我不是不知道路,不要接接送送。我们要养成一种新的风气,延安作风。我们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听了毛泽东的一席话,韩世福、邓力群、安平生、马洪四人个个心悦诚服,点头称是。

毛泽东同他们四人一边走一边了解学员情况。问他们想让讲什么内容、对国际形势有什么看法。毛泽东步伐稳健,从容不迫。不觉一会儿就来到了马列学院。在要与他们四人分手时,毛泽东同他们一一握手,并说:“韩愈的《师说》是有真知灼见的,‘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一路上,你们给我介绍了很好的情况,真是‘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谢谢你们!然而我还要坚持一条原则,再作报告时,不搞接接送送了。”

随即,毛泽东就登台为马列学院师生作了关于形势的报告。毛泽东以其政治家、战略家的高瞻远瞩和深邃的洞察力,用深入浅出的道理、风趣幽默的语言,分析国际国内形势,极具吸引力,会场时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毛泽东把日本侵略者比作狡猾而令人讨厌的狐狸,他们利用德国和意大利在欧洲的一时得胜,胃口很大,举两只爪子抓人,一爪叫做军事进攻,一爪叫做政治诱降。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使蒋介石更加动摇,国内的投降危险空前加重了。国内外的形势是乌云压城城欲摧呀!毛泽东认为形势是严峻的,但前途是光明的。我们正在进行的伟大的民族民主革命战争,在我党全体党员和友党友军及全体人民共同努力之下,一定能够克服投降,战胜困难,驱逐日寇,还我山河。毛泽东还分析了我们党领导的各个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形势,使大家深受教育和鼓舞。

报告会一直持续到午饭时间,马列学院领导考虑到毛泽东作了一个上午的报告,还要走路回杨家岭,就留毛泽东吃饭,但不管怎么挽留,毛泽东都婉言谢绝了,而且也不要人送他。他就这样作完报告后,步行回到杨家岭。延安马列学院派人去接中央领导来作报告,在今天看来应是一件很正常的事,但在毛泽东看来,却是不正常、要不得的事。这是因为,“我们是共产党的领导人,不是当官做老爷,而是人民群众中的普通一员,是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心连心的”。毛主席的言行,充分体现了老一辈革命家对职位、权力的清醒认识。中国共产党就是靠毛泽东倡导的“延安作风”打败了国民党的“西安作风”。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这种“延安作风”的胜利。

毛泽东讲“我们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那么,何谓“延安作风”?何谓“西安作风”?下面这则史实最能看出二者的区别。

1947年胡宗南占领延安,8月7日蒋介石为督战飞到了延安。国民党军的最高统帅以占领者的姿态进入共产党人的“巢穴”,这一事件在国民党方面看来极具象征意义。于是,接到蒋介石来延安的指令后,胡宗南立即忙碌起来。飞机在西安与延安之间往来多次,洋瓷脸盆、澡盆、马桶、沙发、钢丝床、山珍海味、西餐用具以及西餐厨师等一应俱全地被运抵贫困的延安山城。8月7日上午,“美龄号”专机在延安简易机场内尘土飞扬的跑道上降落,蒋介石被安排在延安最好的宾馆里。这大概就是国民党的“西安作风”。

第二天一大早,蒋介石开始在延安城里转悠。没有人知道他此时此刻的感受。在杨家岭,蒋介石终于看见了他的对手毛泽东曾经住过的那孔窑洞,与当地农民的窑洞没有任何区别,门窗是没有油漆过的陈旧的木头做的,窑洞内墙面剥落,靠窗的那张榆木桌的桌面坑洼不平,简陋的床也是榆木钉起来的。窑洞外面的院子里有棵树,树下有个石凳,还有架纺线的纺车。尽管从1927年国共决裂开始,蒋介石就知道共产党人已被逼进了山林和乡村;特别是1934年,国民党军通过5次大规模的“围剿”,占领了共产党人的首府江西瑞金,迫使他们千里万里地走向中国西部人烟稀少的地带之后,毛泽东与他的部队面临危境、身处绝境的情报从来就没有中断过。可是,此时,面对破败的延安小城,面对这些近乎原始的窑洞和小煤油灯,蒋介石还是感到十分震惊。

据当年跟随蒋介石来延安的参谋郭瑞后来回忆说,蒋介石一般情况下说话较少,而此时他连说:“苦呀、苦呀!真不容易!”使蒋介石感到震惊的不是别的,正是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的“延安作风”。

从这段史实中,人们不仅能够非常清晰地区别什么是“延安作风”,什么是“西安作风”,并且更明白了“延安作风”之所以能够打败“西安作风”的真正原因。

共产党人的“延安作风”,造就了陕甘宁边区“十个没有”:“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成为当时享誉中外的模范区。

1940年6月,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通过对重庆和延安的考察,两相比较后,他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1945年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成员制作的一部反映他们在延安生活的电影,对国共两党进行比较后说道:“中国共产党人最大的魅力就是简朴。他们的目标是勤奋工作和简单生活。他们的精力、活力和真诚与腐化的国民党形成鲜明的对比。”

毛泽东这句“我们要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具有政治谶语般的魅力,10年后这句话得到验证:清贫清苦、清纯清澈的共产党用优良作风战胜前方吃紧、后方吃紧的国民党,感动了全国人民,赢得了民心,建立了新中国。

“延安作风”就是在延安形成的优良传统,虽然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特定的地域环境,但它已超越了时空界限,具有永恒的精神力量。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党魂之所在。无论过去、今天还是未来,中国共产党人都要继承发扬延安精神。(选自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红色延安的故事》)

责任编辑:郑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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